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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「大罷免」爭議全解析:政黨攻防、學術觀點與國際借鏡

  • 作家相片: Unop
    Unop
  • 5月6日
  • 讀畢需時 5 分鐘

前言

自2024年立法院新會期以來,台灣政壇掀起一場前所未有的「大罷免」風潮,涉及多位立法委員與地方首長。這場運動不僅反映出民眾對政治現狀的不滿,也揭示了各政黨在面對罷免行動時的策略與爭議,成為台灣民主發展史上的關鍵轉捩點。


一、背景:立法院改革引發的政治風暴

2024年,國民黨與民眾黨在立法院合作推動多項重大改革法案,包括《憲法訴訟法》、《選罷法》以及《財劃法》等,其核心訴求為重塑國會監督制度、改革選舉制度與重新分配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權責。然而,這些法案的推動過程中,被民進黨與部分社會團體批評為「黑箱作業」,認為欠缺透明討論與民意授權,引發強烈爭議。

立法院內多次上演肢體衝突與程序爭辯,社會運動則迅速跟進。由學生、公民團體與專業聯盟發起的「青鳥行動」在全台各地串連,形成另類「街頭國會」,以集體朗讀憲法、靜坐夜宿等和平方式表達對於議會民主受侵蝕的焦慮。這一波行動不僅激發社會關注,更促使罷免成為具體政治回應。


二、罷免行動的擴散與各黨派的應對

截至2025年5月,全台已有超過50件罷免案正式進入第二階段連署程序,範圍涵蓋藍綠白各政黨,尤以國民黨立委35人、民進黨立委15人為大宗。這場風潮迅速突破政黨與地區界線,演變為一場結構性的制度對抗。


國民黨的策略

國民黨採取「以罷制罷」策略,試圖對民進黨立委發動報復性罷免,並於2025年4月26日發起「反綠共、戰獨裁」大遊行,號召支持者走上街頭,營造輿論反制氣勢。黨中央更動員地方黨部與社團合作成立罷免行動小組,將此視為重新整合藍軍的戰略契機。然而此舉也激化政治對立,令部分中間選民感到疲乏甚至排斥,質疑是否淪為「民主武器化」。


民進黨的回應

民進黨方面則將罷免解讀為民間對立院改革程序不滿的延伸,呼籲支持者秉持理性監督與法治精神面對罷免挑戰。民進黨部分地方幹部甚至主動協助罷免發起連署,顯示黨內對此議題的路線並不完全一致。然同時亦有黨內憂慮,若將罷免戰線升高為全面政黨對決,恐激化對立、影響青年選民動能並導致民主參與的反效果。


三、爭議事件:各黨派涉入的具體案例

在罷免行動全面升溫的背景下,各類法律爭議與程序瑕疵也逐一浮上檯面,最具代表性的包括以下三類:


1. 幽靈連署與偽造文書

在多起罷免案中,檢調單位接獲民眾檢舉後對國民黨多地黨部發動搜索,查獲近2000份疑似偽造連署書。經初步比對,發現部分連署人為已故者,另有多份簽名遭他人冒用,違反《刑法》第210條至213條偽造文書罪以及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。此事件不僅重創罷免正當性,也引發選舉公信危機。


2. 地方政府涉入查對連署書

花蓮縣政府被爆出行政機關介入查核罷免提議書,檢調進一步搜索民政處、公所資料室與電腦系統,發現違規使用戶政系統查核個資。民政處長明良臻因此被羈押禁見,成為史上首位因罷免案涉案而遭羈押的地方政府高層,引發公務倫理與行政中立之激烈討論。


3. 領銜人資格不符

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廷擔任罷免立委吳沛憶案的備補領銜人,然而其設籍台北未滿四個月,依《選罷法》第75條規定不具罷免資格,遭中選會退件。此事反映社會對於罷免程序法定性與透明性的高度敏感,也讓罷免行動的合法基礎再受檢驗。


四、大罷免的潛在影響:成敗與後果


若罷免行動成功:

  1. 國會權力結構重組:民進黨可能藉由補選奪回多數席次,結束「朝小野大」局面,使行政與立法部門協調更加順暢。

  2. 民主參與深化:成功罷免顯示民眾對政治具高度參與意願,可能提升社會整體民主素養。

  3. 政黨策略調整:政黨將更重視民意回應,調整政策方向與法案推動方式。

若罷免行動失敗:

  1. 社會對立加劇:支持與反對陣營間的張力升高,恐導致社會撕裂。

  2. 政治倦怠蔓延:民眾對政治參與可能產生失望與冷感,削弱民主能量。

  3. 對抗延續:政黨若延續對立邏輯,將使立法院失去協商空間,政策推動受阻。


五、國際罷免案例比較與啟示


美國加州州長罷免案(2021)

州長紐森面臨罷免挑戰,但最終以62%選票成功留任。該案顯示即使制度設計良好,若被特定政治勢力操弄,仍可能淪為「政黨再選舉」的變形,徒增社會成本。

德國地方罷免門檻設計

德國的地方首長罷免需高門檻啟動,包括有效連署與投票率規定,制度重點在穩定與審慎,以避免頻繁罷免造成行政癱瘓。

韓國制度實施現況

韓國的罷免制度雖早有設計,但實際發動案例極少,反映出政治文化與社會信任度在制度落實中的重要性。


六、學術觀點補充:政治學、社會學與歷史的視角


政治學視角

罷免屬於「直接民主」制度,理應作為代議體制的補強機制。根據 Robert Dahl 的《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》,民主運作需建立在程序正當與權力節制基礎上。若罷免被用於報復性政治鬥爭,將削弱人民對制度的信賴。

社會學視角

Charles Tilly 提出的「集體行動框架」指出,社會動員多由對不公的共同認知開始。罷免行動雖可強化群體認同與參與,但若未能轉化為政策回應或制度變革,易演變為象徵性政治或徒增對立。

歷史借鏡

魏瑪共和因罷免與改選過度頻繁,最終導致制度瓦解與極權興起;美國進步時代則透過地方罷免制度落實問責與民主深化。制度成敗關鍵不在形式,而在於文化素養與制度設計的協調性。


七、結語:制度進化或政治惡性循環的十字路口

台灣的大罷免不僅是一場政治事件,更是對民主制度韌性的壓力測試。這場運動的成敗並非唯一重點,真正關鍵在於我們是否能以制度化方式容納不同意見、抑制濫權操作並避免民主流於對抗與工具化。

若罷免制度能導向制度健全與民意回應的雙贏局面,將有助於台灣民主的成熟;若淪為政治鬥爭的延伸,則可能帶來難以回復的制度創傷。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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